2015年，浙江、湖南等地在药品招标过程中曾出现药企大范围弃标，如浙江外资药企整体平均弃标率达到60.5%，最高的为92.3%;拜耳公司在湖南的药品（药品行业分析报告）招标中，36个品规中仅九个成交，最大降幅为11%，弃标率达到75%。进入2016年3月，各省市药品招标工作将陆续结束，随着以降价为核心内容的“议价谈判”规则在全国的推广，业界预计，去年频频出现的各地药企大面积弃标或将重演。
此前，中国的药品价格管理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形式。纳入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》的药品、少数生产具有垄断性和特殊性药品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;获得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与知识产权、质量标准、技术创新及与保密等相关资质的药品实行单独定价。但自去年国家发改委出台《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》后，药品价格管理思路转变为，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，强化价格、医保、招标采购等政策的衔接。
在财政资金不能补偿公立医院的情况下，产生了“以药养医”、“以设备养医”的现象。在公立医院的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中，药费占比40%-50%，检查治疗费占20%-30%，而医生劳务费用加其他费用约占20%-40%。而2015年发布的“70号通知”(《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》)中提出，医院要“逐步实现药占比(不含中药饮片)总体降到30%以下”。
“此外，对三级医院来说，控制药占比或许对中药企业的影响还要大一些。”干荣富解释，由于三级医院一般规定中成药最多只能用300个，有些已被一些地区列入辅助用药;另外是抗感染药，分级管理已成常态化，最近多个地区、多家医院宣布门诊不许输液，所以，由于药占比规定的变化，医院将会首先减少这两大类药物的使用。